第二件拿出的新刑具是腰铐，当然这并非宣判前常戴的“十大件”里的那一副。那时杨惠娟身上手镣脚镣的链条均不够长，于是连接铁链需要腰铐“自带”。而现在死镣上超长的铁链，使得腰铐只需以最初的一个粗大铁环面目重现。连接铁链的被“精简”，使得提升腰铐自身重量成为可能。正由女特警锁入杨惠娟肥瘦合适腰围的这一副，其重量就恢复到了两年前6月28日，她从临全乘火车起解雁岭所戴腰铐的标准——4公斤。腰铐所起作用一直就是承上启下，所以虽然本身已不带铁链，但正前部一上一下两只铁环还是必不可少，它们要用来和杨惠娟原来戴着的死镣上铁链相连。杨惠娟手脚上钉着的是双手镣和双脚镣，但并不需要都与腰铐相连。对手镣，女特警们二选其一，将镣环位于钢枷之下一副的长链，向下以小锁一把和腰铐相连。而对镣环置在钢枷之上的另一副，则仍套其长链于脖上，同样用一把小锁松松锁住，让人觉得就像中国古代项上套链初被传讯的女嫌犯（当然这类女犯，一旦定下死罪就要钉镣戴枷收监，欲再求项上套链而不得）。对脚镣，女特警们依样画葫芦，先给杨惠娟解下栓在腰间的母亲所赠镣绳，并由李哲原答应妥善保存，后去镣环偏上那一副的长链向上与腰铐锁连。而让镣环偏下的另一副长链拖地。
锁过与长链死镣相配的、事先特为杨惠娟量身定做（多一分硌腰少一分掉落）的腰铐之后，事情并未完结。女特警们又取出了第三件新刑具：一只重达5公斤的带环大铁球，其用途是加大那副拖地脚镣的重量。刹那间，1.5米的拖地脚镣长链被对叠成0.75米双链，大铁球便牢牢地栓在这条双链的中央。
杨惠娟的镣铐负重已增至了33.5公斤。但为首的女特警似乎还不放心，沉吟片刻，她将李哲原拉到一边，似乎提出要给杨惠娟继续加戴第四、第五件新刑具。李哲原先是连连摇头，但最后没能顶住“钦差大臣”（他本来也是“钦差大臣”，下来时间长了，就被视为狱方人员了）的压力，终于违心地点了一下头。不过，他还是不放心地冒了句：“别把她压伤了！”
“放心。我们早调查清楚了，她锁着这身死镣，还敢经常戴上30公斤的黄金联体镣铐玩，身体棒着呢！就是再加10公斤也不成问题，何况后面两件还没有10公斤呢！”女特警官边对李哲原说，边往杨惠娟身旁走来。到得跟前，立刻就向两名部下发号施令：“再给她上一副肘铐、一副膝镣。”
1公斤重的电镀短链肘铐，2公斤重的黑铁膝镣，当然就是第四、第五件新刑具。它们一件锁在杨惠娟肘关节以下的小臂上，另一件则锁于膝关节以下的小腿上。其重量虽均有限，却都是约束度极强的刑具。只要想象一下，为保证肘铐膝镣不致向下脱落而成为手铐脚镣，肘铐铐环和膝镣镣环必须锁入肉里，就让人不寒而栗了。不过，实际情况也未必有想象的那样可怕。锁环虽嵌入肉中却不能阻碍血液循环导致肌肉坏死，所以也不会十分之紧。这样的刑具要做到松紧合适，显然非根据被施加者的身体情况事先专门定做不可。想必给杨惠娟戴的肘铐、膝镣早就秘密地为她预备了很久，只是她本人不知道罢了。
肘铐和膝镣一上身，杨惠娟全身刑具重量就到了36.5公斤，那是在非自愿情况下她的刑具最重记录。细细数来，原来的五件死镣，加上颈手上的铁枷，腰间的重铐、脚镣上的铁球及肘铐和膝镣，所有刑具恰巧也是“十大件”。与入狱仪式上的“十大件”相比，这个“十大件”虽没出现脚枷那样的刚性约束，却是上上下下铁链纵横，柔性约束度有过之而无不及。从上面往下看，连向腰铐的第二副手镣两段长链，先后与肘铐短链以锁相联。再下面往上看，同样连向腰铐第二副脚镣两段长链，也共同和膝镣铁链“亲密接触”。这样连来连去，简直能在杨惠娟身前的织成一张“链网”了。
面对重量和柔性约束度空前严酷的新式锁链骤然降临，杨惠娟内心仍旧不惊不惧。两年来这样的场景她经历得太多了，再险总险不过安嘉维那次凌迟处死的恐吓吧！当然，享受了近一年的“优待”后，何以突然将她重刑具禁锢，秘密带走？何以一向慈眉善目且心里有她的李哲原，不能力挽狂澜？她一时还想不明白。难道要将她带离战友们，单独关押？亦或看看软的不行，重新来硬的，为掩人耳目准备换个地方对她严刑拷打？甚至这就是“出红差”（秘密处决）前的“非常镣铐”？正思量间，外面传来一阵直升飞机的轰鸣声，女特警随之催她动身。
毕竟镣铐沉重且“关系复杂”，杨惠娟走起步来滞涩艰难。以往不论是戴着“九大件”行走（行走时没有脚枷），还是自愿用黄金联体镣铐锻炼负重，腿部所感受的仅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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